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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老爷子
今年4月某日，我给靳尚宣先生打去一个电话说：想请他到我的“飞地”来看看。靳先生马上就答应了，我们约定周六见面，到了那天我先去电话问他看看几点接他合适，他说有事来不了，改下星期一吧。星期一我打电话过去，却无人接听。第二天我又给他家打电话，靳先生在家。他说会没开完，再改时间吧。我心想，老爷子是不是故意的呢？前些年，那时他还是院长，我又是公开信，又是辞职，八成还对我耿耿于怀吧。我想，你老人家整了我十年，这十年可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青春年华啊。从九四年“将错就错”发表，九七年我的辞职申请没通过，到2003年职称评定未通过。其间，我教过的很多学生都是教授和系主任了，我的同龄人和在美院一起留校的人都分上了三居室，而我只有老早分得的二居室还让给了我的前妻，近年调进美院的教师最差也都住进了年轻教师公寓，而我不仅没有一间画室或住房，连工资拿的也是教员中最低：不上课工资单上八百余元，上课时全部加起来二千多块。在这十年中，我由一个受老人爱护、受学生爱戴和同事羡慕的优秀教师变成了一个狂妄自大的问题教师。但是，我最在意的不是职称、住房和工资问题，而是许多人的180°的态度。就连我曾经帮助过的老人和学生都变得判若两人。我从未伤害过这些人，至少在老人生病的时候，我是真心地关心过他们，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是倾其所有地教他们。可是，我不仅在落泊的时候没有感受他们丝毫的感恩，相反是深切地体会到了墙倒众人推的寒冷。耿耿于怀的人应当是我。
我有一万种理由耿耿于怀。十年在人的一生可是不短啊。尤其是30岁到40岁这十年，谁都能体会到这个年龄段的份量，但是我居然具备一种化解仇恨和从坎坷中吸取力量的能力。一方面，我积极开始版画向油画的转型，教学向创作的转型，经验向理性的转型，符号化的人（大美院的一颗螺钉）向个性化（有鲜明的艺术主张和教育实体）的人的转型，另一方面，我开始反思自己。我在美院的乃至整个美术界的处境，是不是完全由别人造成的？我的行为和言论都与我看待事物的角度有关，而这角度是否有失片面？我常问自己：“你恨靳院长吗？你恨等等吗？你恨美院吗？”我自己回答说：“不恨”。九七年我给美院递了一份辞职报告，当时，香港的一家杂志找到我，希望借此展开对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讨论，被我拒绝了。“美术同盟”请我做嘉宾，也是想让我回答这个在美术界炒得沸沸扬扬的事情。因为历史上中央美院从未发生过教师主动辞职的事情。我顾左右而言他，只谈“飞地”不谈美院的人和事。说实话，我不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怕再得罪人，也不是缺乏社会责任感不关心大美术教育。并且我知道，如果我顺着媒体的希望说下去，正是当逢其时，我立即就会变成一个全社会都知道的焦点问题中的焦点人物，比陈丹青辞职的事情要早7年，也比他们所引发的外语考试问题要深刻得多。但是，我决定悬崖勒马。因为，我不想过分伤害我并不仇恨的人，也不想破坏我踏踏实实做事情的风格。而且，我当时已经隐隐约约地意识到美院的问题、美术与教育的问题，远远比我们看到和想到的复杂。如果因为我个人的恩怨和出名的私心而夸大别人的错误，就好比别人抢了你一元钱你硬说抢了一百元，我认为这比抢人者还要坏。因此我放弃了辞职，也没有跟媒体配合，这可能令他们非常失望。有一回易英碰见我对我说：“王华祥，你还是不够牛逼，牛逼得不彻底”。我既不在乎别人说我勇敢，也不在乎别人说我耸。我纵然有那么多在他人看来的优缺点和有多少好处可以得到，但我不会离开良心和诚实一步。
我埋头经营我的飞地，与美院和美术界几乎断绝来往，单位里传来的是是非非对我已经无关痛痒。但是，我有一次竟然会在梦中梦到我对靳尚宣先生的另一种感情：在梦里，我一改白天的敌对和强硬，而是像对待一个亲切的长者那样充满悔意。醒来后我对夫人说了这种感觉，我说怎么会是这样呢？难道我真的做错了什么？随着时间和年龄的变化，随着靳先生的退休，我发现我就像一个钟表的指针，嘀嗒嘀嗒由白到黑，又由黑到白，重新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老爷子仍然是一个令我尊敬的艺术家，一个有局限性但也十分宽容的老领导。一个曾经有恩于我的很爱才的人。
外界不知道我内心的这种变化。好心的人仍然为我抱屈，不友善者仍然幸灾乐祸。记得有一回，一个外地画家来拜访我，或许是为了让我高兴，他大骂靳尚宣，骂了个把小时，我一句不吭，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心想我都放下了，你与靳先生八杆子打不着，哪来的那么多怒气呢？也有人在我面前标榜，自己是靳先生这一条线的人，一副狐假虎威的样子。我很坦然：这就是命运。一些表面上很亲近的人，其实人格相差十万八千里。你一旦退休或失势，小人的嘴脸就露出来，立马就会抛弃你去另攀高枝；一些表面上很敌对的人，其实内心相互推崇，不管为了各自的利益会进行多么惨烈的厮杀，但心中却充满敬意。靳先生是一个福报很大的人，他没有机会看到假忠诚者对他的背叛，却有机会看到敌对者对他的尊敬，这是多么完满的人生呀。
但是，老爷子与我约了两次都爽约，由不得我心里犯嘀咕。您老人家还给我记大过处分呢，那张布告我至今还珍藏着呢。难道您的怨气比我还大吗？我现在也不认为这是一个公平的处分，但是，它仍然不能影响我的指针，继续往明亮处走：一切都如过眼云烟，我如今已经很坦荡的看到：哪怕再骄傲的人，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偶像或钦佩的对象，这是一种超出世俗功利的纯精神的高贵的需要。我要找机会对老爷子表达这种感情。但是，我不再主动给他打电话了。
“叮铃铃，叮铃铃”4月7日上午，电话突然响了，我拿起话筒，里面传来靳先生的声音：“我下午有空，你来接我吧”。我十分意外而又惊喜：看来老爷子比我大气，我小肚鸡肠半天，还要让老人给我主动打电话，要不我怎么就只混了这么个模样，而人家虽然美院院长退休了，但还是中国美办主席，还是美术界的教皇呢。记得去年苏新平想让我做他的副手——管教学的副系主任，潘公凯院长让我去见见靳先生，以赢得他的支持，可我坚决不去。假如我是一个在乎仕途胜过荣誉的人，我就该在他退休之前去接近他，而不是在我自己的事业已经发展得比较好，而且已经四十三岁的现在去。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靳先生并没有反对。事后，潘院长找我谈话，说：“你这人脾气太倔，心胸不及老先生”。我确实感到汗颜。但与我的表面不同的是，早在四五年以前，我的内心已经悄然开始了回归光明的变化。
我在美院办公楼前接到了靳先生。我注意到他穿着一身质地很高级的灰色外衣，下摆很长，差不多在小腿中部，花白头发整齐后梳，脸色光亮干净，目光清澈锐利，比当院长时显得年轻、干练和儒雅。出了望京，我驾着车驶在京承高速，心中十分感慨：我对身边的这位美术巨臂，心里只有一种像父子般的亲近，我说不清楚，虽然因为他的原因，我倍尝人情的冷暖和世态炎凉，但是，我仍然心怀感恩之情。我对他说：“随着时间增长，特别是我做了父亲之后（05年1月我的女儿出生），我内心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觉得过去自己太片面了”他说：“年轻嘛，年轻时做的事都可以原谅”。到了“飞地”我请他参观展厅、画室和教室。老人面对我的新作，他对我的色彩进步给予了肯定，并且对比较前卫的画面表示理解和认同。当过去的纠葛退到亲情的后面，我发现老人比外界知道的要更加智慧和通达。好像是在去年，靳先生的个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我在展厅碰到了邵大箴先生，他非常高兴地说：“你来看靳先生的展览，我会告诉靳先生，他一定非常高兴”。我明白，我在老爷子的心里是有一点分量的。我为什么一直耿耿于怀，心里的指针一直嘀嗒嘀嗒往前走，我必须回到那个充满敬意地起点：一个在中国的教育史和美术史上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理应受到我的尊敬。夏星对我说过：“老爷子，画得确实比其他人好”。我说：“看来，老先生的地位不是虚出来的。”
吃完晚饭以后，我把靳先生送回了家。看着他走向居住大楼的身影，我眼前闪现出他曾经施惠于我的许多情节：88年肯定我的毕业创作《贵州人》，主张把我留校；90年支持我“局部作画”教学法并在会上支持；92年支持我们青年教师素描研修班并且拨专款和教室；94年委托我参与中央美院1950-1990素描回顾大展暨素描研讨会的筹办工作；2001年让我拿作品去与他、刘大为等几个画种的代表作一起申报世界世界美术家协会……
我并不后悔我曾经的言行，不认为过去十年都不对，我很欣慰时间和机缘使我能够看清楚很多东西，做人应当有原则、应当真诚、应当有勇气、应当爱憎分明。同时，人要保持善良、保持思考、保持信念和保持感恩。人不应当有敌人，如果有那说明你还不够强大，哪怕是灾难。假如你有足够的胸怀和力量，你都会将之视为成长的动力。你没有理由不感激助你成熟成长和成功的因素，那是上天赐与我们的缘分，尤其是善良帮助过我们的人。我要将以下师长：父亲：王泽忠；母亲：李国珍；妻子：陈静；中学老师：田世信：中专老师：蒲国昌；大学老师：靳尚宣、朱乃正、袁运生；同事：苏新平；领导：潘公凯、宋源文等的名字铭刻在记忆中，并表达我无尽的感激。
06.8.28
于北京飞地艺术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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